秦国为什么明君辈出 秦国没有优势为什么能统一天下
很多人都不了解秦国明君的事情，接下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欣赏。
《大秦帝国》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个在西北边陲为周室养马的贫弱秦国，屌丝逆袭成大国，最后一统天下的故事，此历史剧共分为四部分，战国的裂变，秦国纵横，秦国崛起，秦国得天下。就像剧照商鞅所说的，秦国土地贫瘠毫无地理资源优势，秦国偏居一隅在位置上毫无战略优势，秦国文化落后，人才匮乏更不具备人才优势，秦人私斗成风历经四世内讧更使秦国雪上加霜。
从《大秦帝国》中，我们可以得知是秦穆公让秦国有了第一次自信，而真正展开霸业时期却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;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，秦国能够用六百年时间，在戎狄围剿中成长，在中原诸国攻伐下壮大，从西部边陲一个贫弱国家而崛起为强大帝国，进而统一天下，商鞅变法固然重要，但秦国最终胜在出了六世明君。
秦国为何明君辈出呢?为什么秦国能够崛起?秦国一无人才，二无资源优势，三无地缘政治优势，为什么偏偏是秦国能统一天下?有人说是商鞅变法，依法治国成就了秦国，也有人认为秦宣太后承先启后的作用不可忽略，但是山东诸国都有变法，为何就不能成就霸业呢?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商鞅变法前，战国时期的改革：
战国时期各国改革
魏国李悝变法与吴起变法
李悝变法与吴起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时期第一强国，推动改革的国君是魏文侯，在经济方面，魏文侯发展农业，采取兴修水利、鼓励生产两项措施;在民生方面，魏文侯加强民生管治，大力打击犯罪，严禁非法经营活动，在人才方面，魏文侯求才若渴，重用子夏、李悝等贤臣，为魏国带来新气象的同时，也带来繁荣昌盛。
在魏国强大方面，魏文侯重用吴起，推行新的征兵制度，打造一支战斗力强悍的“魏武卒”，为魏国立了许多战功，使魏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。从魏国的改革中，我们看到了魏文侯思想开放、眼光远大，挣脱晋国时期旧文化传统束缚，接受纳谏，从各地方、各阶层笼络人才，并且用人不疑，重要人才，仅用数十年时间，魏国便成为三晋中心，战国霸主。那么，魏国后来为何衰落了呢?《大秦帝国》中，商鞅所说的魏国改革只能强盛一时，遇明君则国强，遇庸君则国弱，遇昏君则国亡。
赵国的改革
我们再来看看赵国的改革，历史上赵国有名的改革有两次，一次是在第一任国君赵烈候时，代国人番吾君向他推荐牛畜、荀欣、徐越三人，讲述仁义及王道治国原则，赵烈候“选贤任能，节财俭用，察度功德”使赵国改革小有成绩;第二次改革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，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唯一一个能与秦国在军事上相抗衡的国家。
楚国的吴起改革
楚国在楚悼王的领地下，重用吴起，由其主持一场壮烈的政治改革，吴起改革内容包括强兵、简政、废除公族、杜绝私情与游士等种种措施，楚国经过吴起改革后，楚国成为军事强国，才有了日后的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西伐秦国，却三晋。魏国、赵国、楚国的改革都是有成效的，魏国占领了秦国河西大片土地，秦国*迁到洛水以西;一直大而不强的楚国能却三晋，打秦国，这样的成绩也是十分诱人的;齐国本身就经济发达，人才众多，一直位列强国富国之列，就是燕国、韩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也比秦国要高很多。
商鞅变法的强秦方略
富国强兵的根本在于庶民
商鞅认为富国强兵的根基在于庶民，魂魄在庙堂，在大争之世，国家要由贫而富，根基是发展农业，开发地力，只要民众努力耕战就可以成就霸业，于是商鞅建议秦孝公广招人口，给予土地和住宅，免除一定的徭役和兵役，让老秦人来当兵，让新秦人提供粮草。商鞅还建议，废除井田制，实行授田制，把土地授予给农民，承认土地私有，国家承担土地税赋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，秦国国力迅速提升。
农战政策，极大地提高军队战斗力
商鞅以农战政策发展国家经济，以重战政策加强军事力量建设，在雄厚的经济实力继承上，将重农和重战结合起来，并且用赏刑来推动这种政策，不仅有利于奴隶解放，更有利于调动庶民奋斗的积极性，这种政策最大将民众力量在战国时期发挥到了极致作用，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
依法治国思想为变法改革保驾护航
商鞅变法是以法治思想为核心内容的，以“重法”著作，认为“法”才是治国的关键，不同于齐国慎到的势治，韩国申不害的术治;在秦国，臣子要守法，庶民要守法，君主也要守法;商鞅强调，君主制度法律后，必须严格遵守，不能凭主观好恶之情而破坏法制，更不能亲疏远近而妄行赏罚。
在法律的执行上，商鞅强调“刑无等级”，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，无论是氏族贵族，卿相将军，功臣孝子，大夫庶人，只要阻碍、破坏耕战政策，只要违反国家法律，一律严惩不贷。一切依法定型，功过不能相抵，爵禄不能顶罪，善行不可顶恶。
由此，可见商鞅的变法对国君有巨大的要求，既要国君遵守法律，又要得罪权势，如果国君不下定必死的决心强力支持，商鞅变法是万万不能成功的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得知，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，不仅是人才政策，不仅仅是商鞅变法，而是赢在六世之明君。那么为什么秦国能够明君辈出呢?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：
讨论
六国卑秦，产生忧患意识
六国卑秦压力对秦国君主的刺激，早在西周时期，秦国只是看守边陲的小国，主要是替周天子抵御戎狄入侵的，秦国虽然是合法封邑，但地位低下，这里土地贫瘠，是一片荒野地带，条件恶劣，秦人生活困苦，随着抵御戎狄有功，秦国的地位逐渐被周室提升，先后被任命为周室的命臣，在周室式微时又被晋升为诸侯，虽然名义上是诸侯国，但在各诸侯国眼里，秦国一直被卑视。
秦国在与戎狄进行长达400多年的拉锯战中，与戎狄打交道最多，其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国，在中原诸国眼里，秦国之俗具有“贪狼强力，寡义而趋利”的特点，对于中原文化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另类，被视为夷狄。纵使秦王不断努力发展*，也无法改变当时六国卑秦的状况。
秦国不仅长期面对戎狄作战压力，又要面对“六国卑秦”压力，这些压力刺激秦人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，演变成谋求发展的欲望和活力。在《大秦帝国》中，秦孝公能够广发招贤令，下定决心重用商鞅变法，就是受“诸侯卑秦，丑莫大焉”的刺激，正是艰难的内外环境刺激，使得秦国君主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、图强意识。
进入战国后，随着秦国国力增长，与东方诸国有了抗衡实力，在与东方诸国多次对抗中，秦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，这又被东方诸国视为“虎狼之邦”，东方诸国畏惧强悍的秦国，有不愿意接受秦国超越自己而强大的事实，于是，秦国成为东方诸国合纵攻击的目标。
面对东方诸国多次联合攻秦的情况下，秦国受到的威胁远大于任何一个国家，最后用连横策略成功化解，在这些巨大的压力情况下，秦国君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，一直为筹划统一大业而奋斗，而其他六国君主则生活在相对安逸之中，滋生享乐心态，腐化斗志，缺乏雄心和大志，所以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秦国明君辈出，最终完成统一大业。
长期战争环境促使秦君励精图治
早在西周时期，秦国被封地时开始，就常年处于征战之中，首先秦国地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西北边陲，为周室守国门，秦人要抵御戎狄入侵，要开疆拓土，必然发生战争，这其中既有秦人拓土扩边的主动迎战，也有戎狄发动入侵的被动应战，尽管周室对秦国有几次分封，那都是空头支票，秦国的每一寸领土都是在战争中打来的。
进入战国时代以后，秦国更多地时面对山东六国的围剿，无论是主动战争或者被动应战，战争始终伴随着秦国，致使秦国国君不敢有丝毫松懈和怠慢，否则就会有战败亡国的危险;而长期的战争环境，使得秦国君主牢牢地将国家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各项权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使得秦国一开始就建立具有军事性质的*集权国家，君主在军事、行政上拥有绝对权威。
此外，西周时期各国普遍实行的宗法制度，使得诸侯国内容易形成宗族豪强，卿大夫左右政局的局面，例如晋国出现的“六卿弱公室”，鲁国的“三桓”，在宗法制影响下的诸侯国极易被宗族豪强掌控国政，分散君主权力，反观秦国没有严格的宗法制约，使得君主政策能够高效展开和执行，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，秦国比六国具有巨大的优势，这也是秦超越六国的重要因素。
与六国相比，秦国在政治上的集权特色，使得君主有绝对主导权，使得君主有能力调动全国力量，避免受各方面的影响，造成决策中断或者执行不彻底的问题，这也是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。
秦国独特文化对君主的塑造
秦国独特文化对君主的塑造也是秦国明君辈出的原因之一，秦人在漫长的崛起过程中，弥漫着崇武尚战精神，使“勇猛”者继位，秦人在长期与戎狄战争中，与戎狄文化不断碰撞，形成了既包容、开放又尚武、剽悍、进取极具竞争意识的独特文化。
商鞅变法后，秦国形成重耕战思想，深化秦人对武力的渴望，对战争的宗室，特别是带有巨大诱惑力的军爵奖励制使得秦人有死而后生的勇气，将秦军打造成一支虎狼之师，这样的文化传统使秦兵在战场上的展现出令六国胆寒的气势。
在崇武尚战的民风指引下，秦人对明君有了不同于六国的评判标准，能不能开疆拓土，能不能争夺人口，这是他们的明君标准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通过武力来实现，所以在储君的选拔上，秦国更倾向于“择勇猛者立之”而不是“嫡长子继承制”，这种君主选拔制度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君主的英武和贤明。
秦人重功利、轻伦理的价值观文使君主更重实利，在六国面前，秦人就是“贪狼强力，寡义而趋利”的代名词，在这样浓厚功利主义价值观下，秦人在战争、外交、改革等方面都以是否获利为标准，不同于儒家所讲的“仁义、道德”等虚荣。秦国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，更适合于统一战争的需要，夺取土地多寡，杀敌数量多少，掠夺人口数量，都成为奖励军功，赐爵，赐田宅的标准;也使得君主一味地追求霸权政治统治，对权力和国土有着空前的渴望和追求，这无疑是利于统一战争的。
此外，秦国在商鞅变法后，率先打破世卿世禄制度，使得秦国在人才竞争力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，官僚*开始进入国家行政*的核心;反观山东诸国在人才使用方面较为重视世族的任用，秦国的人才多数都来自中原地区，大多都不是秦人。在秦国先进的官吏选拔*下，这些人才进入秦国后，充分发挥了臣子对君主的辅佐作用，进而影响秦国历史发展进程，最终助力秦国统一天下。
参考文献：《荀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商君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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